新舟60该不该被停飞？

上面是从立法意图、思路、逻辑、法理几方面解析我国独创的嫖宿幼女罪。

（2）、由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司法审查），即由普通法院通过审理具体案件来审查立法、行政及其它国家行为，以及下级法院的判决是否违宪法，并做出判决。同时，立法机关也不便审理因法律、法令或其它国家行为的违宪而引起的宪法诉讼案件。

法学界对违宪审查的模式选择早就做过充分的研究，对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等集中审查制度或者司法审查这种分散式审查的利弊都有相当的讨论。问题是，中国宪法的原则并没有被具体化。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三种做法：（1）、由议会（立法机关）采取各种措施，包括设立顾问委员会、咨询机构等等，进行事先违宪审查，或事后解决宪法上的争议，如英国。而专门机构违宪审查的不足在于，如同立法机关审查一样，这种方式也不能有效地处理具体的违宪事宜。人大的监督也属于此类。

应该承认，这三种方式并不是绝对好的审查方式，它们只是现有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宪法学者们差不多在"82宪法"制定的同时就开始讨论如何建立这个制度，时至今日，违宪审查在中国仍然没有启动，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行使立法权的机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从主导立法的角度进一步充实力量，真正担负起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任。

贯彻这一思路的最终立法的主要特征是：法律条文少，尤其是真正有实质内容的条文少。明确的法律责任不仅可以使潜在的违法者提前防范、分散法律风险，而且可以有效约束执法者和司法人员，避免执法、司法不公。比如，刑事责任一般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追究，行政责任自然由行政机关追究，民事责任只能由公民和法人去追究。但是，立法总体上仍然没有改变以前的立法思路，有些法律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条文多达五六项。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无论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程度，还是法学研究水平，都足以保证制定系统完备法律的需要。从有法可依向法律可依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法治一定是善法、良法之治，不仅要求有法可依，更要求法律可依，即法律应具有可遵循性，法律要求必须做的一定是可能做的。

二是监督国务院及时出台法律授权制定的配套行政法规，保证法律的健康运行。第二，立法中要实现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合理平衡配置，改变重行政责任，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现象。解决法不可依问题，需要改变简单概括+授权的立法思路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长期坚持简单概括的极简主义立法思路9、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执政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宪法序言最后一条[4]以及第126条和131条）。

7、表达自由（宪法第35条）。广义的法治国家是把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既包括法治国家也包括法治社会。因此，现行宪法规定的法治国家实质上就是指宪政国家和法治社会。宪法和立法法都规定的法律保留原则和制度（宪法第62、67条以及《立法法》第8条），然而当出现违反宪法的行为时，没有及时启动违宪审查职权。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宪政制度基本设施，相对于观念层面的共识，是制度层面的共识，因而更是宪政的共识，更是当前上下左右不同立场和主张的最大公约数。这样既保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符合法治和宪政的要求，又符合人民司法工作的规律。

宪法就是这个过程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7]。

9、进一步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2、法院和检察院脱离同级政府的人事权和财权的束缚，首先保证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5]。就中国现行宪法而言，已经具备了上述的部分内容，换言之，也有部分内容还不具备。从我国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来看，条文使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它回答了一个问题——法治只是国家管理社会这个单一层面的功能吗？其实国家与社会都需要法治，这次是对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划分上首次肯定了法治二元论。第三，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比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度，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需求与法治意识，在选区的划分、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差额选举办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因而在考核领导干部素质和政绩的时候，法治工作能力、水平和效果，应当成为名正言顺的指标。

因而，它适应政治改革的伸缩空间也是足够的。从时间上可以把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之前的七年划分为两个阶段，即2013-2017年作为第一个阶段，2017-2020年作为第二个阶段。

8、人权与正当程序（宪法第33、37条）。现行宪法文本与当下宪政的共识，是否已经相吻合？通过对宪法文本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基本判断：现行宪法文本字里行间已包含宪政的共识——努力实现自由与权力两方面微妙平衡[3]的共识，能够成为上下左右的最大公约数。

[3][美]劳伦斯·H·却伯、迈克尔·C·多尔夫：《解读宪法》，陈林林、储智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10页。这也回答了一个老问题——法治仅仅是一种工具和方式吗？为什么十八大报告不仅在工具和方式意义上使用法治概念，还明确提出法治是我们的社会目标和核心价值[2]？因为法治包涵了宪法至上、人权保障、公权控制、正当程序、独立司法等一系列的价值内涵和精神理念，报告明确把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宪政的共识。2、人民代表大会实行选举制度（宪法34条、59条、97条）。第二，需要通过宪法解释方法来增进宪法的生长。

比如宪法第126和131条规定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实施或实行宪政，都需要从宪法文本出发。

经济高增长期之后的社会转型出现新的问题，官民之间、贫富之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随之加剧，引起稳定的巨大压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所谓宪法的生命也在于此。如果说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那么，就意味着治国理政首先以宪法为基本依据，规范、完善、限制国家其权力的界限。

字面的法治国家是指政治国家范畴内的治国理政通过法治方式来实现，各机关、各级领导干部都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治国理政。7、人大的议事程序应当正当化，建立辩论程序。[5]现行宪法应恢复1954年宪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报告第五部分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比如人大财政权的实现，需要通过宪政制度的具体化，需要健全政府财政公开透明的制度。通过这两个方面，就能够让中国宪法具备了不断自动生长的活力机制，全面建立宪政秩序就有了动力系统的操作台。

第二阶段推进宪政的任务（2017-2020）包括：6、改革各级人大选举。要让宪政制度变成宪政秩序，其可能性依赖于我们要做的三个工作：第一，目前首要的工作是贯彻落实现行宪法中已明确可执行的规定。

5、中央政法委统一对各级政法工作进行领导，地方党委不直接管司法个案。第二，把法治和自由、平等、公平并列为核心价值观。